周围人的异样眼光也让他感到难堪。“我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是马上钻进卫生间洗澡，换下来的衣物第一时间拿到阳台上手洗，从不敢与家人的衣物放在洗衣机里一起洗。即便这样，家里还是常常闻到垃圾的臭味。”郑贞良说，有一次他手机欠费了，一下班还来不及回家洗澡就直接去营业厅缴费。刚进去排队，周边的顾客和营业员便纷纷用手捂住口鼻，并四处张望寻找臭味来源。郑贞良知道是自己身上的臭味影响了大家，缴了费后匆忙逃离。

  “那时我很彷徨，一想到一辈子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，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。”郑贞良说。

   郑贞良的父亲劝说儿子不要半途而废。“父亲告诉我，工作一定要认真做，这活是累点臭点，可总是要有人去做啊。”郑贞良说，自己身上也有不服输的劲儿，于是暗下决心：既然干上这一行，就要干出个样儿来！

  红庙岭填埋场地处海拔400多米的山上，夏季烈日炎炎，车厢如蒸笼；冬季冷风刺骨，坐在车厢里浑身僵硬。而最让人难受的，是始终弥漫在空气中的恶臭。

 “夏天的时候，在铲车里温度经常在40℃以上，也很臭，但我们却不敢关了车窗开空调。”郑贞良说，因为长时间开空调，车辆会发热影响动力，只能开窗作业。

 在福州市推行垃圾分类以前，日产垃圾量最高能到近4000吨。红庙岭垃圾处理厂只有填埋一种处理方式，而填埋垃圾的机械班只有10个人、8台车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们每天必须三班倒，起早贪黑。

 “凌晨三点多就要从家里出发，从四点多第一辆垃圾车进场就开始工作，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钟，等最后一辆垃圾车出场才能下班。工作环境相当艰苦，工作量相当繁重。”郑贞良笑着说。

 很多人并不知道，一座城市里，一年中垃圾量最大的一天往往在除夕当天。为此，工作26年来，郑贞良没有在家过一个完整的除夕夜。

 “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，女儿生病发高烧，她哭闹着要我留下陪她。但我没有办法答应女儿，只好一直哄着她。到下午三点多要上班了，我匆匆地吃了点东西，悄悄地出了家门直奔红庙岭上班，一直干到正月初一的凌晨四点多才回到家。”郑贞良说。

 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工作，以及臭气浓烈的工作场所，郑贞良患上了过敏性鼻炎、胃病和失眠症，还有严重的腰肌劳损。但对于郑贞良来说，工作这么多年，最愧疚的就是给家人的关爱太少。家里的重担，都留给了母亲和妻子；结婚那几天，他还在与工友换班工作；女儿出生那天，他也在场地上工作。

 “对这份工作，我不再动摇。”郑贞良说，没有一人脏，又怎来万家洁？

  2017年起，福州市将红庙岭提升为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，厨余垃圾厂、餐厨垃圾厂等垃圾分类处理项目陆续投产。

  站在红庙岭二期填埋场，工人们正在进行覆膜覆土，眼前已经看不到曾经“壮观”的垃圾场了。郑贞良说，循环经济产业园建成后，福州五城区运上来的垃圾分类输送到各个工厂进行环保无害化处理，实现生活垃圾“零填埋”。他和他的铲车老伙计一下子就“歇业”了。

  单位特意给郑贞良重新安排了办公室的工作，但他却完全坐不住。

  “红庙岭二期填埋场现在正在进行生态修复，把原来我工作的这片垃圾场全部覆土复绿。”郑贞良说，去年完成的一期生态修复工程，已经把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填埋场修复成一个美丽的大花园。现在他还要亲手将自己参与填埋的二期垃圾填埋场，修复成福州一座新的后花园。

  郑贞良说，这是一件“大事”，他每天上午都要到现场来和施工方仔细核对进度、检查安全措施是否到位。

  指着红庙岭青翠的群山，郑贞良说，这里从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福州市一张闪亮名片，许多地方政府、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来这里学习调研。他也经常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宣传党的生态文明理念。

  身穿一件绿色防晒衣、脚上一双干净的帆布鞋，尽管已年过半百，郑贞良依然是个爱美的人。“以前没有条件，现在有条件了，我也要穿得好看一些。”郑贞良说，尽管工作环境变了，但他“宁愿一人脏、换来万家洁”的使命不变，他愿用一生守护城市的美丽。